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红牛的故事始于泰籍华人许书标。20世纪70年代，他研制出一款名为“Krating Daeng”（泰语红牛的意思）的功能饮料。这款产品在泰国大获成功，许书标也一度成为泰国首富。
许书标原籍中国海南，那一代的老华人，有很浓的故土情结，所以他始终有将红牛引回中国老家的愿望。1993年，他曾在海南设立工厂，但因当时中国商品分类中尚无“功能饮料”这一品类，批文受阻，未能投产，因此耽搁了。
再说奥地利及西方市场方面，1984年，奥地利商人迪特里希·马特希茨在泰国偶然喝到红牛，敏锐的察觉到这个饮料能走红全球，随后与许书标合资成立公司。双方各出资50万美元，股权结构为：许书标家族持股49%，马特希茨持股49%，剩余2%由许书标长子许书恩持有。这款产品为迎合欧美人口感加入了苏打水，成为碳酸饮料，采用经典的蓝色银罐包装。于是大家就看到了各种极限运动中红牛的赞助，红牛也在全球走红，可以说奥地利商人在海外推广红牛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
再回到中国市场，1995年，同为泰籍华人的严彬结识许书标。当时许书标正苦于无法打开中国市场，严彬则熟悉中国政策与市场。严彬说服两家国企——中国食品工业总公司和深圳中浩集团加入合作。中食公司帮助拿到了“维生素功能饮料”的卫生部批文，中浩公司则购得了“斗牛”商标，扫清了红牛入华的两大障碍。
1995年11月10日，四方签署了《50年协议书》，约定中国红牛享有在中国市场50年的独家生产销售权。协议还约定：中食公司持股4%，中浩公司持股20%，泰国方面持股76%；中国红牛在15年内每年向泰国天丝支付销售额3%的提成费。
1995年3月27日，许书标与严彬先合作成立了泰国红牛。三年后，1998年中国红牛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工商注册数据显示，中国红牛的股权结构为：泰国红牛持股88%，许氏家族独资公司英特生物持股7%，严彬的环球市场控股持股4%，北京怀柔乡镇企业总公司持股1%。折算下来，许氏家族实际持股约66.84%，严彬约32.16%。
在严彬的运营下，中国红牛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市场霸主。2014至2016年，红牛在中国销售额分别达169.03亿元、201.15亿元、221.63亿元。严彬为此投入巨大——截至2016年底，广告宣传费用累计达122.4亿元，的人也带来了1800亿的销售额。
裂痕在2012年许书标去世后开始出现。其子许馨雄接掌泰国天丝。许馨雄曾公开表示，中国红牛在2015年之前长达20年从未开过一次董事会，作为第一大股东的许氏家族从未拿到过一分钱分红。而严彬方面则称，利润都用于扩大再生产。
2016年10月6日，经商标局备案的最后一份商标许可合同到期。泰国天丝以此为由，向华彬集团发起商标侵权诉讼。而华彬集团则拿出了那份1995年的《50年协议书》，主张拥有50年独家经营权。
这场纠纷的核心争议在于：商标授权到底是20年还是50年？天丝集团称《50年协议书》“从未签署”，存在未盖章、未备案等程序瑕疵。华彬集团则强调协议真实有效，并有签约照片等历史资料佐证。
2020年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明确“红牛”系列商标归属于天丝集团所有。2023年4月23日，黑龙江高院一审判决中国红牛立即停止生产销售并赔偿天丝1亿元。不过，华彬集团表示该判决尚未生效，将依法上诉。
目前，围绕《50年协议书》的效力，多地法院仍存在分歧性认定。深圳中院已于近期将相关案件发回重审，协议效力仍待司法最终裁量。
在诉讼期间，泰国天丝为抢占中国市场，推出了两款新产品：红牛安奈吉饮料（添加西洋参提取物，口感偏苦）和红牛维生素风味饮料（普通饮料，非保健食品）。前者有“蓝帽子”保健食品标志，后者则没有。
而严彬旗下继续生产原配方产品——红牛维生素功能饮料。奥地利红牛（蓝罐）也在中国加大布局。
于是，市面上出现了三种金罐红牛加一种蓝罐红牛的混乱局面。消费者无所适从，品牌价值被严重稀释。
所以，纵观全局看下来，这场红牛之争没有赢家。泰国天丝虽赢得了商标权属的判决，却无法独占中国市场；华彬集团失去了商标，但仍在生产和销售；消费者则在琳琅满目的“红牛”中迷失了方向。
2026年7月8日的今天，这场持续近十年的商战仍未落幕。数百亿的市场利益、数十起诉讼、一份效力待定的“50年协议”——红牛的归属，或许还要等待最终的司法裁决。而无论结果如何，这个起源于泰国华人许书标的品牌，其“一牌三吃”的商业传奇与法律纠葛，已成为中国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史上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七星配资平台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