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38年，聂元梓入党。1960年6月，经聂真的关系被陆平调来北京大学经济系做副主任，经常向田家英请教学问。1963年春，任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京市党代会代表。因为聂对陆平提过意见......她那张大字报，动机并不那么纯粹。
聂元梓在北大讲演
１９６６年５月，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受到挫折的聂元梓被下放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搞农村四清，中间回学校取衣物，在火车上感冒了，因为治病休息，没有及时回到怀柔，正赶上传达“五一六通知”，政治敏感性很强的聂元梓受到了“五一六通知”启发，知道彭真已经倒了，陆平和彭真是一条线上的，肯定保不住，彭真后面也许......她先后找到哲学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和党员教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豸，讨论写大字报，并通过张恩慈联系，到友谊宾馆向曹轶欧做了请示，得到曹的同意。
５月２５日午后，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甚多，当晚李雪峰来到北大，强调“内外有别”。大字报抄件由张恩慈送交中央文革。６月１日，毛泽东在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５月２７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１３期上批示：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聂元梓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等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命委员会的工作。”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拿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毛泽东兴奋地写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之后，笔锋一转“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矛头转向刘少奇和地方的“走资派”，称“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何其毒也！”并“联系到１９６２年的右倾和１９６４年的形左实右”，和他们老账新账一起算。一褒一贬，在这张文字不多的大字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显。
１９８８年８月中旬，当选了北大校文革主任的聂元梓春风得意，公然请毛泽东给改版了的北大校刊题写刊名，毛泽东也真给面子，连续两次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大字，并谦虚地在信里写道“如不好，可再写”。消息传到北大，校园里锣鼓喧天，热烈庆祝，最高领袖给一个学校的校刊题写刊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毛泽东不仅支持聂元梓，还十分关心北大的文革，派女儿李讷来北大和聂元梓联系。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上午，李讷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正好聂不在，李讷说下午两点再来。下午李讷准时来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人员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傅治文等一起和她见面。李讷说要和聂元梓单独谈。李讷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她呢？今天，主席特地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聂元梓请李讷代她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
第二天，即１１月１３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讷又到校文革办公室找聂元梓，并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到了聂家后，李讷对聂元梓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展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
毛泽东亲自派李讷来北大，指示聂元梓去上海串联，表明他当时对聂元梓是多么信任，也是利用北京的造反派去冲击运动相对落后的上海的一步棋。聂元梓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务，带领亲密助手孙蓬一等人，１１月１９日到达上海，直到１２月１６日回到北京。在上海期间他们支持上海造反派炮打陈丕显、曹荻秋，在华东师大批斗常溪萍（后被迫害致死），并见到了张春桥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支持他们反对上海市委，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１９６７年初，受到上海“一月风暴”的的鼓动，聂元梓也企图在北京夺权，先后和蒯大富、王大宾等联系，准备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还和李敦白等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夺权联络站，拉着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同时，她指派北大学生到华北局、高教部、民委、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等单位到处活动。在夺权活动中北大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争斗，逐步形成所谓的“天派”、“地派”，聂元梓与中央文革某些成员和毛泽东派到北京的谢富治也逐步产生矛盾。４月１２日晚，由她的得力助手孙蓬一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公开炮轰谢富治是“摘桃派”。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聂元梓成为副主任，但她并不满足，经常和谢富治“斗法”，争吵，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使毛逐渐对聂元梓有了看法。
早在１９６７年２月３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就说：“去年１２月，今年１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表现出对聂、蒯的怀疑态度。
１９６７年３月，由于聂元梓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甚至校文革内部的成员，北大校内逐步出现一些反对她的群众组织，到８月１７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而聂元梓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差，她的外号“老佛爷”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年夏天，毛泽东突然说要让陈伯达去当北大校长，这也许是句开玩笑的话，但反映出毛对聂已经不信任了。
到了１９６８年３月，聂元梓和校文革看到校内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大，决定用武斗的方式镇压和消灭之，３月２９日凌晨，他们组织武斗队伍手持长矛、棍棒将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骨干——化学系学生从居住的３１楼强行赶出，打伤多人，开创了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先河。接着，蒯大富有样学样，在４月份发动了清华大学的武斗，并使用了枪支、手榴弹、土坦克等，两派在武斗中死亡１０多人，受伤数百人；而北大有３名无辜学生被聂元梓手下打手活活打死。毛泽东先是静观其变，直到７月２７日，才派出３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蒯大富不知工人是毛派出的，以为有“黑手”操纵，拼命抵抗，又打死工人５名，打伤几百名。７月２８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得知清华流血事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随即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五大领袖”。
关于这次召见时的记录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里摘录毛对北大和聂元梓的有关讲话（根据韩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在蒯大富未到之前，毛说：“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为什么说毛说工人恨北大不恨清华呢？恨北大实际上是恨聂元梓，因为她是北京高校武斗的始作俑者，在北京市群众中影响恶劣，这点毛很清楚。
“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由此可看出来，毛不同意聂元梓消灭反对派，主张两派共存。
“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您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笔者评：毛泽东批评了聂、蒯搞武斗不得人心，讽刺了老佛爷是“哲学家”，事实上聂元梓并不是一统天下，新北大公社和校文革里反对聂元梓的人也很多，这点毛说的很准。
“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笔者评：毛也知道聂、蒯在社会上不得人心，说他们的炮灰不多，实际上聂的炮灰也就是几百人，武斗期间大部分师生都离校了。
“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行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轻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到会打起来呢？……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６３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
毛泽东说：“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污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的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江青太容易被挑动情绪了，两句未经证实的恶言都容不得。这里笔者不禁联想到毛泽东对陈毅说的那句：“忍耐最难，但做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此金玉良言，与君共勉。）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炖羊肉。牛可以耕田嘛！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
从以上毛泽东的讲话来看，他对北大文革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也没有听信聂元梓谎报的情况，对聂元梓、蒯大富不按照他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十分不满，对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失去信心，决定派工人和军队进驻学校。这次召见，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红卫兵造反派开始走下历史舞台。
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９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权力。聂元梓的命运从此发生重大改变。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特别是１９６９年春８３４１部队进驻后，在北大组织群众揭发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问题，包括挑动派性、对干部学生逼供信，挑起武斗等，两派群众都认为聂元梓和校文革问题严重。
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
据谢静宜回忆：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你们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听了吗？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不几天，在北大东大操场召开的几万师生员工大会上，我（谢静宜）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之后，来自各系的同志反映说：对此群众反应强烈，高兴，出了气。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勇气，灭了“老佛爷”的威风。
中共中央中发（１９７０）１７号文件“批发北京市革委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入了：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语句。
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１９６９年）对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已经持否定态度。
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体现文革的成绩和造反派的代表性，还是把聂元梓选成了候补委员。１９７０年９月，九届二中全会时，聂元梓又到处串联，紧跟林彪、陈伯达，学着陈伯达的腔调说：“反革命分子听到不设国家主席，手舞足蹈！”并和陈伯达一样，引经据典，大讲“天才”。在陈伯达被点名批判后，聂元梓也被迫检查，受到批判。
从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聂元梓一直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１９７８年４月１９日，她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１９８３年３月１６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１７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４年。
注释
1968年6月，聂元梓及其下属组织成立140专案组，对邓朴方进行审查和迫害。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聂元梓当上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组长。
1968年3月28日，北大拥聂反聂两派发生了大规模武斗至4月26日。反常识的是，拥护她的并不是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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